经济日报记者专访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

《人民的名义》是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的又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热议不断。围绕《人民的名义》中涉及的股权纠纷、国企改革、民间借贷等经济话题，本报记者联系到了作家周梅森，请他谈谈在创作过程中的感想和心得。

记者：在《人民的名义》中，为什么要把腐败等现象放到经济背景下来认识？

周梅森：不必讳言，我们处在一个相当活跃的经济社会当中，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我讲的“非常少见”，是因为社会财富呈现爆发式增长，它改变了中国很多人的命运。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表征，就是在财富分配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纠葛和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讲，财富的极大增加造成了分配的不均。实际上，权力尤其是官商结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平等，也积累了一定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像小说和电视剧所展现的，在大风厂股权问题和高小琴山水集团里面，形成了那种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畸形经济现状。这种现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既是由腐败造成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也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我们说反腐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其实很多“毒”都是依附在不正常的社会关系上。创作这部作品，就不能离开经济背景。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要写出腐败与老百姓的关系。现在的腐败分子，一方面侵害国家利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另一方面还深深地破坏了健康的经济形态，严重地践踏了人民的利益。比如，剧中的大风厂工人就被逼得活不下去，这迫使他们占厂与当地政府形成对峙。通过小说和电视剧呈现的故事，读者和观众就能看到腐败如何破坏经济、伤害老百姓利益。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经济纠纷与社会矛盾的关系？

周梅森：经济纠纷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重大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重大的社会事件。经济纠纷最好的解决途径是法治。如果没有守住法治底线，就会出现“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正如作品中描写的，富豪和官员们打着高尔夫球、唱着歌就把老百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假设出现这种情况，经济纠纷就极易变成社会事件，最终有可能会发生血火交加的悲剧事件。把这样的内容写出来，就是要提醒各地区、各部门，一定不要把基层百姓、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做小事，它是天大的事，比天大的事。一旦处理不好，其所造成的社会伤痛没法消解。

记者：市委书记李达康是剧中一个重要人物，他以追求GDP而为人们所认识。您怎么看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中突出GDP的倾向？

周梅森：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之前对GDP的概念非常淡薄。那个时候提拔干部是论资排辈，干部只要熬到点了，该上一步就上一步。也是在种情况下，以GDP论英雄逐渐被提了出来。相较于论资排辈，以GDP考核干部是一种历史进步。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导了中国崛起。用GDP考核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华大地上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社会财富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些都可以说是追求GDP带来的显著变化。所以说，要客观辩证地看待突出GDP这一倾向。

剧中的李达康，正是这样一个GDP推动者的形象。我对于像李达康这样的干部，充满了敬意。他们身上有毛病，甚至有让人无法容忍的缺点，比如专权霸道，那种天生的讨厌权力被监督。不顾一切地把GDP的发展作为唯一的生命线，而不管一地区的实际承受能力以及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那也会造成灾难。这种灾难不是没出现过，而是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的产能过剩就是唯GDP造成的恶果。

李达康书记讲过一段话：“拆掉一个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好，不拆掉旧中国，哪来的新中国”。这部作品，我并不是一味地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去说话，而是力图表现出一个大中国的全新形象。

记者：在您看来，《人民的名义》这个题目怎样理解？

周梅森：人民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挂在嘴边的词语。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全部都是人民，作品中也讲了，“官当多大一退休，就回归人民”。这是中国国情条件下特有的。作为官员，有些人是为人民服务，也有一些人是以人民的名义欺压人民，“人民”在他们嘴里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名义。我的作品中“人民的名义”是一个中性词。题目没有写成“以人民的名义”，因为这样好像就是要代表人民审判一帮人，可我没有权利代表人民。人民的名义，你可以理解为像侯亮平、沙瑞金这样优秀、充满正义光明的官员代表人民执政，代表人民反腐；也可以理解为，“人民”在高育良、祁同伟这类官员中变成一种名义，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