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祝贺她拿影后，只有妹妹担心她抑郁症复发，这，就是家人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要做惠英红这样的所谓“女强人”。

此前，57岁的惠英红凭电影《幸运是我》以大热姿态摘下影后宝座，这是她继1982年及2010年后第三度获得影后殊荣。

她获奖之后，各种的祝福与赞美将其包围，一片欢声笑语。

但她的妹妹Sandy却选择在社交网络，披露姐姐出道多年的艰辛，指她为了负担一家人的经济压力，一度患上抑郁症，至今仍有复发的可能。

Sandy说，惠英红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她没有后台没有经济后盾，往往要比人付出多十倍的努力，才能进步一点点，压力以吨来计算。

除了工作上的压力，惠英红还是他们一家人的顶梁柱，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妹妹Sandy（她是容祖儿的助手），月薪微薄，只可以负责房子的水电煤、管理费以及自己的饭钱，其余的费用，全部要由惠英红承担。

惠英红的收入来源于演戏，她热爱电影，总是希望做到最好，但偏偏人的承受能力有限，一旦压力过大，精神崩溃，那就是抑郁症了。

Sandy不敢要求姐姐退出娱乐圈，但每次惠英红拍戏，她都觉得那股压力像传染病一样，导致她血压上升，吃药也没能降下来，“我就会开始担心她（惠英红）的抑郁症会发作吗？我晚上不敢太熟睡，每晚起床看看她是否睡得好。”

惠英红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她是老五，小时候，她冒险去红灯区卖口香糖赚钱养家，长大后，她出道拍戏同样负责照顾家人，她习惯了为整个家付出。

她接受《鲁豫有约》专访的时候，鲁豫这样评价她：“惠英红的特点就是她很独立，一切都可以自己搞定，然后再照顾别的人，形象小女人，但性格是大女人。不能叫强势吧，会有一些强的那个东西，这个对事业很好，很投入，很坚强、很能干、好演员，但在生活当中会阻碍她，获得一般的人能够获得，那样的平静的幸福。”

当年，惠英红在电影圈走红，弟弟妹妹他们都还在读书，她会给大家买那种很贵的球鞋，还有供他们去读最贵的学校，她有一种“长姐”的自觉，即使自己不花钱，也要给家人最好的生活。

惠英红说，她整个人是矛盾的，为家人付出，她有压力，有不平衡，有很多埋怨，可是又有当英雄的成就感。

这两年，惠英红的事业越来越好，但令她最开心的反而是家人生活稳定，“只要他们平平稳稳的，我就很安心，如果不是这样，有什么事情他们先想的，就是找我。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操心担忧，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他们今天过得好不好，是想很多这种，一想就会心跳加速，就有压力。”

前段时间，港媒拍到惠英红去看豪宅的照片，记者问她是不是买楼投资，她表现得有点不耐烦，解释说买楼的其实是她弟弟一家人，她只是帮忙看看楼盘而已。

港媒怀疑，惠英红其实是出钱帮弟弟买楼，但遭到她否认。

现在，惠英红与姐姐及妹妹同住，三人都没有结婚，姐姐因为小时候的一场大火导致失明，妹妹则是之前提过的容祖儿助手。

对于爱情，只谈过三次恋爱的惠英红说年龄越大，机会越少，身边好的都结婚了，不好的，自己也不想要。如果能嫁得出当然好，万一实现不了，惠英红也已做好心理准备，“时代已经不同了，我妹妹都没有结婚，我们两姐妹一定可以互相照顾。”

关于惠英红小时候的故事，估计大家这几天都看了很多，每次看，都有人感慨，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剧本。

惠英红的父亲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少爷，1949年之后，他们一家人迁居香港。刚开始时，家中经济条件不错，后来父亲沉迷赌博，把从山东带来的一箱箱金子输光光，一家人穷得差点要吃土。

惠英红说：“我爸爸运气不是很好，他去打工时被人家打伤了一只耳朵一只眼睛，所以变得更加自卑，之后就待在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我妈妈去做。”

屋漏偏逢连夜雨，惠英红一家住的木屋发生大火，姐姐为了救出她和妹妹，被着火的木条打中，不幸毁容、失明。

为了生存，惠英红一家睡在楼梯底，年长的四个孩子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寄养，母亲带着剩下的几个子女到酒楼拿剩菜回家吃，“那时候香港很穷，餐馆的剩菜剩饭都会弄干净拿到后门分给穷人，我们家就是这么过来的。”

惠英红的哥哥惠天赐，就是被送走的其中一个孩子，他也是娱乐圈中人，2012年因为心急复出，减肥过度导致器官衰竭，在家中去世了。

后来，一位好心的街坊告诉惠英红妈妈，香港湾仔的红灯区有很多美国水兵，可以去讨点钱。于是惠英红和妹妹就抱着一个木盒，里面装有口香糖、扑克牌、纪念品之类的小东西，到湾仔向老外兜售，“我嘴巴很甜，会逗别人开心，所以赚得最多，别人八个小时卖不到100 块，我四个小时就卖了200块，然后买了炸薯条和可乐，偷偷去公园荡秋千。”

惠英红长到13岁，她开始明白自己不能长期留在红灯区，不然下场一定就是出卖身体。

离开湾仔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演员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

跳了两年舞之后，1976年惠英红被大导演张彻看中，进入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射雕英雄传》。

惠英红一开始试镜的是酱油角色——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张彻觉得她机灵漂亮，就钦点她演了穆念慈。

不过母亲坚决不同意惠英红进电影圈，原因是钱太少。那个时候，邵氏公司以低成本制作著称，旗下艺人都是拿固定工资的，惠英红当时一个月能拿到500元，但如果她继续在夜总会跳舞，月收入是1500元。

不过，那时惠英红对自己有蜜汁自信，她不惜撒谎骗姐姐代签了合同，“我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在湾仔，小孩都叫我老大，我是带头的那个人，家里有什么问题，最后也都是我来解决，我觉得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东西。”

当时，武打片是主流，“我为什么可以做第一女主角，就是因为拍《烂头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拍了第一个镜头，被人打，她痛得受不了就静悄悄走了。等导演找她，她已经回家了。那怎么办？没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导演就忽然想起我，就说找那个女孩来吧。”

《烂头何》的导演是刘家良，他拍起戏来一点都不怜香惜玉，从来不会为演员准备任何保护措施，“有一个场戏讲我被人打了40多拳，是真的打！挨了几拳，我冲出去吐，吐完回去再被打。换了其他女演员早就走人了，但我不能走，因为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

拍完这部戏之后，惠英红就成了刘家良的御用演员。之后刘师傅开拍电影，向“邵氏”老板娘方逸华极力推荐惠英红做女主角。那时候300多万已经是大投资，方逸华表示不想冒险用一个新人，但刘家良坚持，还霸气侧漏地表示如果电影亏了，亏多少他就赔多少，方逸华才勉强同意。

结果，这部片上映后打破了香港电影史上的开画记录，而惠英红也拿到了她第一个影后奖项。

听起来很风光有木有？然而这是惠英红用“绳命”换回来的。

拍摄《扭计杂牌军》期间，她的腿骨折了，但搭好的景第二天要拆，必须按原计划拍完。“下半身根本没法站，两条腿吊来吊去，怎么办？别人抱着我，拍上半身打，全景就用替身。有多疼？上身一动，下面的腿就会摇，像一把刀插进来。拍完送医院，打石膏，一两天之后又出来拍戏。”

因为常年拍武打戏，惠英红的身体早已伤痕累累，连鼻骨都折断变形。直到现在她的一个鼻孔因为变形仍不通畅，只能借助嘴巴呼吸。长时间的谈话，对惠英红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她的嘴巴既要说话又要呼吸，容易让喉咙沙哑。

更悲催的是，当时香港电影市场的风向逐渐由动作片转向文艺片，为了适应变化，洗掉“打女”形象，惠英红跑去拍了一套大尺度写真！

然而惠英红的彪悍打女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结果可想而知，她转型失败，而当时的男友黄子扬无法忍受她的身体被看光光，对惠英红冷言冷语，她觉得不受尊重，立即提出分手。

随着张曼玉、钟楚红等漂亮女星的崛起，突然某一天，惠英红发现自己一部电影都没得拍，“我咽不下这口气，从来都是人家找我，我不会主动去敲门，那时候的我也拉不下这个脸。”

那时候，惠英红的内心是崩溃的，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多月，脸不洗牙也不刷，对着镜子骂自己：“真丑！你没用，你快去死吧！”然后，她真的吞了一堆安眠药，还好家人发现得及时，“我一醒来，就看到我妈和我妹妹眼睛都哭肿了。然后我就想，死不了就不死了，没人爱就自己爱！”

大难不死，惠英红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还理直气壮地跟医生说：“我想自杀，但却死不了，所以，你好好给我治病吧！”

病好后，惠英红去香港中文大学报读短期课程，还考到了治疗情绪病的牌照，当过9个月的情绪病医师。

2002年，惠英红决定重新出来拍戏，她给TVB的熟人和以前电影圈的朋友打电话，“我就问，你要吗？不要也无所谓。”之后，惠英红当了好几年的“绿叶”，不是演主角的妈妈，就是某饭店老板娘。

直到2009年她接到了电影《心魔》的剧本，在片中饰演一个对儿子有极强占有欲的单亲妈妈，这部片让她在各种电影节拿下7个影后奖项，从此，惠英红的事业再见起色。

拿了这么多大奖，惠英红的演艺生涯算是圆满了，现在她就等着一个剧本作为自己的退休之作，“我现在真的想挑一个好剧本，在辉煌的时候退，不要在掉下来的时候才退。我不愿意拍到很老，因为人总会有滑下来的时候，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是为了在最风光的时候退下来。”

惠英红的故事非常励志，她为家人的付出也令人敬佩，但我反而希望女孩子都不要像她那般“强大”。独立可以，自强也没错，但是，牺牲个人的幸福去成就家人，甚至因此而患上抑郁症，这，不值得提倡。

人要先自爱，才有能力爱别人，你为家人的付出，是不是就是对方想要的一切，你会不会扼杀了别人独立以及成长的机会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