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内电影为什么这么傻？

仍旧是知乎上的问题。原题是“国内主流电影市场为何仍旧狭隘？是否与电影过审不易存在内部联系？

”

其实你问的是两个问题，再进一步说，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先说主流市场为何狭隘，我们的电影市场时间很短，如果需要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的话，就得从张艺谋的《英雄》开始掐算，那还是2002年底的事，满打满算也就是15年前的事。在此之前，我们当然也有电影，但那时候的电影是一种工具，拍电影是一种特权。

一 ：市场化时间短，相对于122年的电影史，中国电影的物理时间也有了112年。生理年龄成熟，而心理年龄低幼，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写的尴尬。这种尴尬需要更加快速的学习和更加开放的市场去锤炼。但不幸的是，中国电影又赶上了一个电影的复杂期。

二：电影教育的脱节。这份复杂期就是指全世界的电影都开始变态地迷恋技术，艺术被最大程度地困厄在一个不影响商业的大前提里。我们对电影教育的脱节，也在此时暴露得一干二净。脱胎于苏联的艺术和工具唯二论，把技术推搡到了墙角，从业者对技术是脱敏的，甚至是轻视的。

三：世界电影市场的变化。现在的剧组动辄几百人，各种新机器。法国新浪潮那拨导演是幸运的，他们用和我们现在的剧组少得多的人和尽可能低的技术门槛，介入了电影。他们只能靠讲述的方式和所讲述的故事，去吸引人。现在，这只是两个次级需要。先学习拍摄，先解决怎么拍，变得迫在眉睫。

四：和创作者关系最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创作者都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很难从观众的角度去考虑创作。用艺术和工具的创作方式，去解决商业电影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写的尴尬。他们以为了解观众，可那只是他们自己的以为。起码，观众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傻。但在另一种创作路途上，他们也遭遇了正面拦截，所谓背对观众创作。背对观众，需要你真的有东西，或者你的东西具有普世的价值观。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挖墙根、掀裙角，曝隐私。他们因发现污点和罪恶而洋洋得意，他们以曝光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标榜自己的愤怒和责任，但电影最终需要的是美好。电影需要一种主流价值观，这个主流现在是很多创作者看不起或者觉得老旧的东西，比如爱、幸福、家庭、正义等等。不信去看看好莱坞商业片的结尾。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大片看完你觉得快乐，而我们的一些电影看完你只觉得愤懑和压抑的原因之一。

五：在一个阔大的发家致富的大环境里，电影没有太大的可能，不去投机专营。电影赚钱一点都不丢人，相反，这也是对创作者的一种褒奖。丢人的是抢劫、诈骗，有的电影都不愿意往脸上套上一个丝袜。看看《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看看《欢乐喜剧人》。

六：相信我，这都是一个必经过程，市场拥有是最敏感的体质，当发现投机无法实现目的的时候，它就可能回到事物本源上来，用电影质量和类型化去取悦观众。这在市场上已经有了苗头，比如多样化，《路边野餐》《一个勺子》这种已经出现，《寻龙诀》《小时代》这种也已经出现。就像发现假冒伪劣产品无法欺骗顾客之后，商家就会努力琢磨质量。

最后是审查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不像是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

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但审查问题正成为某些人的一个借口，能力这玩意儿，压不住，审查更压不住，它总会找机会绽放，看看伊朗的法哈蒂，《一次别离》《推销员》哪个不犀利？伊朗的审查更严苛，但他在一个艺术的语境里，解决了问题。躲避，是示弱，是猥琐。可正面冲击，也只是匹夫之勇。拍电影的，解决你电影的片长符合观众的观影需求是基本素质，同时要你的电影在框架内可以上映，是起码的道德。

也别总拿发达国家的条例说事，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审查，你就能确保你过得了他们更为严厉的商业审查吗？

吴宇森拍《变脸》的时候，现场突然灵光迸现，他想要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尔塔拿枪互指镜中对方的形象，并互相开枪。看过本片的兄弟们，一定会记起这个镜头，这个镜头给这部商业制作增添了宗教和文化的气质。但制片人告诉他，“计划里没有这个镜头，不能拍”，坚持的结果就是吴宇森自己掏腰包拍摄了这个镜头。“存着上钱都花光了”。

这是对吴宇森客气的了。一切都是各种调研之后的按步骤实施。天气不好，没有拍完这个镜头，那就不要拍了，拍计划中的下一个，最后的重新找人剪辑。好莱坞还有其他的潜规则，比如一个导演，连着三部电影砸锅，你就等于上了黑名单，没人用你。你做出了影响公众形象的事，就是汤姆·克鲁斯也得解约。此外，不能杀小孩，恐怖片男人先死，然后是胸大的再死等等等等。

最后要说的是，给你绝对的自由，你更大的可能是拿出一部更糟烂的。在框架内做出超预料的，才是能耐，要不就拼爹、拼资源得了。不管你信不信，创作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