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担忧以后没有好电影了，上海电影节人们也在说这个事，但没有答案

6 月 25 日，上海电影节将最佳影片金爵奖颁给了一部讲述一家五口在城市中谋生的菲律宾电影《三轮浮生》。这也宣告了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接近尾声。

一年以前，这个电影节上的人们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票房就要超过全球最大的北美电影市场。并且，他们也相信，每个在恰当的时机进入到市场中的人，都能够大赚一笔。

仅仅一年时间，气氛变了。任仲伦说，“我们在本届电影节变得冷静、变得理性，至少变得平和”。他是上影集团总裁，同时也是上海电影节组委会的副主席和三位执行副主席之一。

事实上，很多电影业内人士可以用沮丧，甚至是悲观来形容。这种情绪来自于这样的事实：2016 年的中国票房仅增长 3.7%，全年有多个月份出现下滑；单家影院产出下降 17.9%，单块银幕产出下降 20% 左右。

电影质量也全面下滑。豆瓣评分在 7 分以上的国产电影数量从 2015 年的 21 部下滑到 15 部。电影数据公司凡影的监测也显示，2016 年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喜爱和接受程度也有所下降。2016 年成了中国电影失意的一年。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在 6 月 17 日正式开幕。此前整个文化娱乐市场刚刚经历过一次震荡。严肃八卦等多个关注明星的微信公众号被关停；A 站、新浪微博上的视听内容被整顿；过去一年，各类影视作品被下架的消息也不少见，甚至连猫眼电影上的影评人评分都曾经被关闭。

相关当事人的反应，或者默不作声，或者发表声明、加强监管。

与此同时，全球电影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好莱坞以续集和视效为卖点的大片越来越多，观众对此也越来越厌烦。原本好莱坞这么做是因为已经有粉丝基础的续集电影能够降低风险，最终这个套路却让人们远离电影院。

全世界都没有好电影了，这成了人们最担忧的事情，也是今年上海电影节上电影人们讨论最多的事情。

匠人精神、供给侧改革、类型电影，这些话题取代了过去几年中资本、互联网、大数据这样的词汇成为了各个论坛的主题。

电影学者戴锦华说，“中国电影到今天，我们在上海电影节主论坛上谈工匠精神，我想我们是在谈底线。”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关乎底线的问题上，这个市场也显得茫然无措，各种概念、各种观点不断交锋。至于答案？看起来，他们也没有想得太明白。

互联网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在讨论它对电影是福是祸？

早在 2014 年，说话很野的博纳影业 CEO 于冬就说未来电影公司要为 BAT 打工。

2017 年，于冬依然把互联网看作是电影业最大的敌人。“互联网资本迅速把电影工业带入到小屏幕的方向，网络大电影产量今年将突破 3000 部，电影才 700 部，海量的视频势必占据观众的消费时间。“

中国语境的网络大电影制作粗糙，亦有大量的色情、山寨作品。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它可能只是互联网催生文化娱乐产品的初级阶段。一旦发展完成，很可能会像亚马逊和 Netflix 制作出真正能够得到奥斯卡青睐的作品。

美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伊丽莎白·弗兰克，万达收购的 AMC 院线的执行副总裁说：“我们（电影院）实际上没有办法和这些网上的平台一起去竞争，去争取观众。”

这一点实现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放松管控。当竞争足够充分，良莠就会分开。

另一方面，互联网因为其体量的无限扩大，正如当年沃尔玛里的 DVD 货架，永远需要不同种类的电影来填补。艺术电影是这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去年口碑相当不错的《路边野餐》在爱奇艺上付费观看超过 2000 万，而这部电影在电影院里的票房仅有 600 多万。艺术电影摆脱了电影院的束缚之后，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和观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冲击的是电影院而不是电影业。

戴锦华是拥护大银幕的。在她看来，电影院本身作为一种呈现电影的方式，本身具有它的价值：“影院所造成的包括对电影时长的要求，包括我们要离开家到街上买票进入影院，所有的一切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电影艺术的魅力。一旦我们丧失了影院，我们就丧失了电影。到那时候可以宣布电影死亡了。”

这样的探讨一直存在。回到商业的层面上，互联网让电影拥有了更多收入的来源，从而降低了电影的风险。理论上，这应该能够鼓励电影业创新，但从过去一年来看，这一趋势并没有出现。

专业人才匮乏，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我一直在说中国缺大概二三百个成熟的导演。”这是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的发言，也可能是中国电影界的为数不多能够得到公认的事实。就在上海电影节开始前一周，一位业内人士还向我们感叹道，“中国能拍电影的导演太少了。”

人才的缺乏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可能要属中国的电影业是断代的。

从 1950 年代开始，中国电影业就是以一个个地方制片厂组织起来的，北京、上海、长春、八一、珠江等是其中最重要的几家。“回到七八十年代，几个大电影制片厂在的时候，他们有的是传承下来的，一个大项目，丰富的老导演带着年轻的助理就一代一代传承出来。”华谊兄弟副总裁叶宁这样认为。

然而，随着 1980 年代中国电影业走向衰落，这些老制片厂纷纷陷入困境一蹶不振，自己经营都十分困难，更遑论传承。而民营公司从发行进入电影行业，自身对于电影创作也无足够深厚的积累，也无力承担起培养人才的工作。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上升的路径。一种是通过各大电影节的创投环节，用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想法或者剧本，来为自己的电影融资。另一种则是自己先凑钱把片子拍完，然后推销给电影公司。前者有张猛的《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后者则像毕赣的《路边野餐》和忻钰坤的《心迷宫》。

在快速膨胀的中国电影市场面前，这还远远不够。每年电影的数量有 700 部，筹备的周期则更长，至少需要上千名成熟的导演才能满足这一需求，这还是在不考虑影片质量的前提下。

王长田认为需要更成熟的电影教育体系来支撑电影人才的培养：“中国的学校有电影专业的非常少，而且根本就没老师开什么专业。”叶宁则羡慕吕克·贝松的制片厂：“非常现代的摄影棚，边上是他的公司，更重要的是边上的楼有五个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就可以去片场实践，可以从灯光、场记实践。”

更多的公司发起了自己的导演扶持项目。腾讯影业不久前和爱奇艺合作，投资让十名年轻电影人拍网络大电影练练手。乐视影业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召开的发布会，也展示了由十位导演组成的中国电影青年军。

王长田十分乐观：“现在一年大概出来二三十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能够感觉到未来有很好的职业前途的导演二三十个是没有问题的。五年一百个，十年二百个就完成了。”

最难以定义的好故事，现在依然说不清楚

台湾作家张大春回忆起他和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合作的往事。

当时，胡金铨圈出一句剧本中的一句台词“你的大恩大德请容我来生做犬马以报”，问张大春我们这个故事是春秋末年的事，春秋末年人会用“来生”想问题吗？在佛教还没有进入到中土之前数百年“来生”的观念在春秋这个时代发生过没有？

张大春以《左传》中结草衔环的故事回应，认为这一说法合理，但随即又遭到胡金铨的质疑。胡金铨认为结草衔环是死后还有生命，还有作为，但不是来生。

这是一个过于细节的细节，但张大春认为，这就是电影人在故事创作上应该有的“工匠精神”，只有把一切都做到非常体贴，才能够让电影足够有说服力。

在实际的电影创作中，故事可能也是最难说清楚的东西。就像王长田在被问到什么是好故事时所说的那样，“平时我都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没办法回答。”

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当中有太多不可控的东西。王长田说，在决定一个电影是不是要拍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这个剧本好不好看”，然而光线做出的很多电影也经常被诟病为故事糟糕，例如邓超的《恶棍天使》、蒂姆·肯德尔的《横冲直撞好莱坞》等等。

事实上，在整个上海电影节期间，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影视公司的管理者，在谈到如何创作一个好故事时，他们会说要有文化自信、要结合当下以及个人的思考……能拿来作为有说服力的论点，似乎没有出现。

什么电影才能称得上好，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从普通受众到专业从业者，什么电影称得上好，一直没有一个成体系的标准。

网络的民主化加剧了精英学院派的衰落。谈论电影拍摄手法和美学的论调可能在“我觉得不错，爱看不看”面前显得孱弱，因为后者的阐述更简单，数量也更庞大。原本依托传统媒体存在的影评人机制——在中国本来就不怎么繁荣——随着传统媒体的垮塌一并衰弱，互联网的草根口碑取而代之。

张艺谋的《长城》上映时，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迅速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作为一部套路的怪兽片，这部电影合格，并且具有不错的娱乐性。另一派则似乎觉得，故事空洞、逻辑混乱，张艺谋死守着他的团体操美学，没有任何长进。双方在如何定义好电影上的冲突显而易见。

价值观的争论是另一种。《摔跤吧！爸爸》这样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也不免涉及女权的探讨。有人就认为阿米尔·汗饰演的父亲一角毫无道理地把自己的理想加强在两个女儿身上，是在宣扬一种不人道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是在社交网络时代才出现的。只要有不同的人观影，就有关于一部电影的私人审美，但社交网络让以往不可闻的声音变得响亮。人多势众，数量成了衡量口碑时的重要因素——这会模糊一些好电影里令人惋惜的部分，当然也会掩盖差劲作品之劣质。数量本身是中立的，仅看打分的结果而不看打分的人群，是极其模糊的市场调研方式。而如今的电影评价机制，很大程度建立在这个方式之上。

在标准模糊的情况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的“电影是否国产”，也成了评价电影时的一个参考因素。如果说互联网正在让电影内容走向多元，评价体系却并未随之成长起来。

谁来为没有好电影负责？

“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冯小刚说，“中国电影现在这么的让观众觉得吐槽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不去捧这个场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制片人也就不去制作垃圾电影了。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

这个说法乍看没错。几年前的《富春山居图》也许是这个说法的印证。这部豆瓣评分仅 2.9 分的影片，因为吸引到了一大批怀着想去看看这部电影到底有多烂的猎奇心理的观众获得了超过 3 亿元的票房。再往后，还有被批判为价值观混乱、MV 电影的《小时代》因为郭敬明深厚的粉丝群体收获 4 部一共 18 亿票房。

但观众不是一天炼成的。上述的评价体系是一个问题，电影业的娱乐至死导向同样是一个。在中国，似乎还应该加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和意识形态问题。

戴锦华认为：“观众不是在多元的丰富的电影市场之中正常成长起来的观众。所以我们的观众更被动的受到某种先在的选项的影响。”

她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今天中国电影市场高度垄断，排片率决定一切。”

1990 年代，国产电影陷入低谷，好莱坞大片成为全球主流，第五代导演也在大片上倾注了大量时间——其中包括张艺谋的《英雄》、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大片的模式一直被诟病“强画面弱叙事”，在《星球大战》出现的那一年，这样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更何况，好莱坞进入了续集模式，原本引领风潮的人也迷失了方向。

从 2016 年的中国市场情况来看，观众似乎是走在了电影的前面，也就是传说中的“用脚投票”。

凡影的数据显示，在影院扩建的带动下，确实有越来越多以前没有观影习惯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但每年观影 12 次以上的重度观影观众的数量却出现了下滑。这部分对于影片质量更为关注的观众的流失，才是 2016 年票房几乎没有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行业的增长，仰赖于新观众的拓展，新电影院的建设，而这终究有饱和的一天。

和电影评分数据不同，这部分数据带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它说明的并不是争议，而是观影结构在发生变化。它也不是区域性的，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

如果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你会发现，人才、评价标准、市场竞争、历史沿革——这一切环环相扣，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部分。

题图：《钢的琴》、《绣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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