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为什么一定要死——霸王别姬的研究

一 影片的基本介绍：周边与情节

《霸王别姬》是在中国电影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的剧本改自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据说这部小说是李为张国荣量身订做的）。电影由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执导，主演为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

剧中张国荣饰演京剧旦角程蝶衣一角，张丰毅则饰演与程蝶衣搭档演出的生角段小楼，巩俐饰演段小楼之妻、出身娼妓的菊仙。电影摄制于1992年，公映于次年，并于次年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两项最重要的大奖——“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国际影评联盟评委认为：“《霸王别姬》一片深刻挖掘中国文化历史及人性、影象华丽、剧情细腻。”此外，该电影于2005年5月被《时代》周刊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100部影片”之一。同年，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等主办的“中国电影一百年之最爱十大电影、最爱导演及男、女演员选举”中，被推为百年来中国电影之首。2003年4月1日，该片主演之一的香港著名影星张国荣在港跳楼自杀身亡，年47岁。张本身为同性恋者。

电影讲述的是一代名伶程蝶衣一生的艺术生命与感情生活的波澜曲折，以他和他所爱慕的师兄段小楼及段小楼在青楼结识的妻子菊仙的情感纠葛为经线，以民国到新中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纬线。电影不但讲述了个人的人生、命运、爱情与挣扎，也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文化和文化观念在新时代激流下多舛的命运。

1924年冬天，九岁的小豆子，被作妓女的母亲生生切掉右手上那根畸形的指头后，送入关家戏班学戏。戏班里只有师兄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两人情同手足。在多重的折磨下，小豆子终于认同了自己的女性角色。小石头和小豆子在清宫太监张公公生辰堂会上合演《霸王别姬》①时，小豆子被性变态的张公公看中要到府中凌辱。十年过去了，在关师傅严厉和残酷的训导下，师兄二人演技很快提高，小石头取艺名段小楼，演生角，唱花脸。小豆子取艺名程蝶衣，演旦角，唱青衣。俩人合演的《霸王别姬》誉满京城，师兄二人也红极一时。二人约定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十几年的相处，已经让程蝶衣无法分清戏里戏外的感情，在他眼中，自己就是虞姬，而段小楼就是霸王。而这一切，不久就被幻灭了。段小楼娶妓女菊仙为妻。经受沉重打击心情的蝶衣第一次背叛了师兄，决定不再与小楼合演《霸王别姬》。在关师傅的召唤下，师兄二人才再次合作。抗战胜利，国民党伤兵大闹戏院，抓走蝶衣。为救蝶衣小楼和菊仙四处奔走。但由于误解，师兄二人再度分手。文化大革命中，段小楼成了牛鬼蛇神。在造反派的威逼下，师兄二人相互揭发“罪行”。段小楼供出蝶衣曾经出卖自己的事，蝶衣面对已分不清是人还是鬼的师兄，也招出了菊仙原是妓女的事实。菊仙承受不了打击，上吊自尽。打倒“四人帮”后，师兄二人重逢，在分离了22年的舞台上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别姬》，虞姬唱罢最后一句，用他送给霸王的那把注满他感情和幻想的宝剑决然自刎，电影嘎然而止。

二 异性恋向同性恋“异化”的程序分析

下面，我将试图同异性恋与同性恋两分的角度，阐释程蝶衣同性恋情结的形成，与这种身份下他的态度，以及这种身份对于他的意义。然后再以酷儿理论试分析之。

童年时的程蝶衣是如何被“异化”为同性恋者的呢？一般的影评是从下面几个情节点分析的：第一，因六指被戏班拒收，被母亲残忍剁去多余小指；第二，在唱曲目《思凡》②时，屡屡把“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一句念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且难以改口，终被发怒的师哥小石头以正点燃着烟的烟斗往其嘴里一阵乱搅，在酷刑之下，终于改口，唱出“我本是女娇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点。第三，在张公公府上被欺凌，造成严重心理伤害。这三个点早成了小豆子由男性心理认同异化到女性心理认同。

不过在我看来，在这三点里面，还蕴藏着更加丰富的内容可以开掘。

第一，从他的母亲说起。小豆子母亲为妓女，他在妓院中度过了九年，而这九年对于他的成长来说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引用另一部作品来互证：《鹿鼎记》③。其主人公韦小宝第一次出场时是十二三岁，而他的也正是“出身青楼”，他的母亲是扬州鸣玉坊丽春院的过气妓女韦春花。这样的童年经历给韦小宝的烙印是，韦小宝一生不知情为何物。他虽然妻妾众多，但是，那种成就完全不过是源于性欲和占有欲而已，像他看上了某一个女子，就必定下定决心弄到手，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类似的，我们可以认为，在妓院呆的这九年，使小豆子在心理上已经对异性恋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虽然韦小宝和小豆子后来的心理道路不同，但那固然是他们本身性格的差异，也是后来他们从妓院走出后的不同经历所影响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妓院中的童年经历，使他们对男女间的情感与性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偏离。至于断指，以及遗弃，对小豆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作为妓女的母亲残忍地剁下了他的手指，并且把他遗弃在戏班，虽然在于他的母亲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但这使他终身对女性，特别是妓女有了刻骨的仇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后来程蝶衣对于菊仙的仇恨，远不是因为嫉妒那么简单。

第二，《思凡》台词的扭转。严格说来，用这一点做严格标记并不具备完全的真实性，因为出了极少数性格极偏激的人来说，一般人对于言语的表达还是并不执拗的。导演的用意是，在重重责骂甚至责打后他的改变不仅仅代表其语言的改变，更代表其对女性身份的被迫认同。不管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最明显的情节和他人生的转折点。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他的最后转变，是因为小石头用烫人的烟斗捅出来的，因此很可能小豆子就把这个动手的人看做今后需要依附的人了，虽然此前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并且，小石头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第三，张公公的凌辱。这是非常令观众感到痛心与愤怒的情节。一般的看法是，这代表这腐朽的恶旧势力对程蝶衣的摧残，这一点是造成程蝶衣悲剧的部分原因。但是，电影中的一段台词引起了我的关注。张公公堂会结束，赏了银子，张府管家传话，点名要小豆子侍侯，这时候：

关师傅小心翼翼地说：俩孩子一块去吧？④

张府管家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老规矩了，多少年的老规矩了。

戏园老板：关师傅，这您不明白就说不过去了。这虞姬他怎么演……也得有一死不是？

关师傅：……（低头默认）

很明显，关师傅是知道张公公要见小豆子决计没有什么好事，所以还想装糊涂说是叫两个孩子一块去吧，想着人家或许拉不下脸。可没想到管家根本不理，悠悠地说多少年的老规矩。那么，这多少年的老规矩是什么呢？我们回头来看明清同性恋史就会明白了。只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前清的太监呢？在此之前，戏园老板就对关师傅提过这样的话：张公公那是当年陪太后老佛爷唱过戏的主儿，糊弄得了吗，敢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出宫廷戏剧的存在来。在北京大学学者王政尧所著的《清代戏剧文化史论》研究认为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停止教坊司女优入宫。改由太监承应，且有一定人员限制。满族入关后，一个专门负责太监学戏、排戏的新机构——南府已于康熙年间出现。⑤

但遗憾的是，在王先生的此本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宫廷太监优伶和当时北京梨园中的同性恋现象的研究。

但是这样的记载对于《霸王别姬》中张公公情节存在的可能性和这一情节内在的历史渊源的理解是有帮助的。再者，我们考察明代和其以后的同性恋盛行的历史现实，也可以对上文所说的张府管家所说的“多少年的老规矩”有进一步深入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明中叶之后的男性同性恋风气，随着当时社会淫逸纵欲之风蔓延泛滥而风靡一时，上自帝王公侯，中至官僚士绅，下及平民百姓，在追求身色方面无不较前为甚，同性恋遍及各地，“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其中，尤以京师、江浙、闽南最为典型，流风所及，以至于偏远之地四川建昌也出现了“妖童恋姬，比外更胜”的现象，人们对男风习以为常，且乐此不疲；男女二色，艳态并陈，竞相争风。明代同性恋风气首推宫廷，大致以明武宗皇帝为分界，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明武宗以风流昭著，不仅沉迷女色，其男色之好亦堪称明代帝王之最。……除明武宗外，英宗、神宗、熹宗等，皆有“男风”之奢。明皇室的这一龙阳之好对同性恋在晚明的迅速蔓延，起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⑥

对于这一点的历史评价，也是众说纷纭的，后人在检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没有不严厉批判明朝社会风气整体性堕落的。但是必须指出，同性恋的风行并不能够当作明亡或者明代世风淫乱的罪魁祸首来批判，因为同性恋充其量不过只是性向的差异，是属于方式的差异，与欲望本身的放纵程度无关。

对于明清同性恋盛行的原因，《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历史透视》一文也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比如中国传统性观念重度轻方式的主张（性欲是合乎天理的，性欲释放的方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点在于不能纵欲）、中国传统宗室家庭关系的默许与宽容（男男交往相对不会冲击男女为二元构成的家庭结构，且男性霸权有能力使女性保持缄默）、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礼教禁欲主义的背叛、明清法律对异性恋的严格限制与对同性恋控制的松懈等。而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所陈述的第五点原因：京剧的发展变化对同性恋风气的推波助澜。

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京剧产生才导致同性恋者在优伶行业的急剧集中。在演艺行业中同性恋者的集中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因素，也有作为同性恋者本身心理特征导致的因素。明清对于异性恋的严格控制，导致了性欲释放的方向转向同性恋，而在社会中，以优美形象表演于舞台的演员就会自然而然的引起公众的兴趣与追求。并且明清商业经济日见雏形，为了迎合市场，戏剧行业中也渐渐出现了以提供男色为主要经营方向的分支。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而另一个因素则在于同性恋人群本身的特征。李银河认为，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⑦。在此启发下——就在网络上面所进行的一些基本调查来看，在演艺圈中同性恋者的成分非常高，已经远超过了在总人口中1%——5%的比例，从当初被迫暴光的毛宁遇刺与红豆亵童，到近年主动公开身份的大陆著名编剧程青松，曾导演同性恋电影《蓝宇》的著名导演关锦鹏、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等等。此外可以揣度的是，演员的这一行业的特性，对于同性恋观念的诱导，也必然产生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历史透视》认为梨园男旦体制的形成，无疑是促进明清“男风”的一个重要因素，男旦即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戏曲演员，明代由于男女不合演等原因，因此旦角便制度性地需要男优来扮演，这与宋元时期是有明显区别的。由于职业需要，不少男旦都娇美诱人而带有女腔，南戏北传所带来的柔曼媚靡的风情和男旦弱女的表演形式给观众更多新奇刺激的感觉。同时，由于职业的卑贱性质，倡优的社会地位低下，一直备受人们歧视，观剧者往往以高人一等的优势对待优伶，为势所逼，众多梨园名伶成为士宦商贾所狎对象也不足为奇了。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给我们关于张公公情节以完全的解答。

张公公的暴行给程蝶衣所造成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地表露。这一点我将在以后提及。

三 关键情节的提示分析：菊仙进场与文革批判

下面需要分析的，是菊仙角色的进场。菊仙是作为程蝶衣情敌身份出现的。菊仙一出场就显示出她的厉害来，段小楼从本来的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都是菊仙一手推动的结果。段小楼为菊仙与众嫖客在花满楼打了一架，这事传到了蝶衣耳里。蝶衣仅仅就凭着直觉嗅到了“不祥”的气息，而这时菊仙还没出现在蝶衣面前。下面是他们对话的台词：

程：听说，你在八大胡同打出名来了？

段：哦，呵呵。武二郎碰上西门庆，不打能成么？

程：这么说，有个潘金莲咯？

段：这是什么话？

程：你想听什么话？

段：咳，还不是救人解难，玩玩儿呗，又不当真。

……

程：你忘了，咱们是怎么唱红的吗，不就凭了师父一句话？

段：什么话？

程：从一而终！……师哥，我要让你跟我，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

段：这不，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吗？

程：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段：蝶衣，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哟。唱戏得疯魔，不假；可要是活着也疯魔，在着人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可怎么活哟！

程蝶衣的直觉令人感到惊讶，而言语间那种强烈的情绪也非常显露。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在心里其实非常清楚，他和师哥间封闭的两人小圈子是非常脆弱的，知道同性恋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脆弱的，更何况在他看来师哥对他只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并没有真正的爱情。这种不安全感造成了程蝶衣的极度敏感与神经质。而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比在生活中的坎坷际遇还要更可怕些，程蝶衣一生都是在这种感觉中度过的。这里是最初埋下他最终结局引线的地方。

为此，他挣扎过，甚至不择手段。日本人抓住了段小楼，他急着出门去营救，结果菊仙同时找上门来。这时，蝶衣反而又退了回来，悠闲地摆弄着小玩意儿，把菊仙晾在那里。菊仙这时没有办法，只好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蝶衣这才搭腔说，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这才出门去搭救。这种妒忌和排挤的手段，单纯看来，是非常阴毒的，可是结合程蝶衣的心态，却越发显出他歇斯底里的可怜来。

段小楼的新婚夜，程蝶衣为了麻痹自己，在“梨园大拿”袁四爷府上度过了一夜。蝶衣的意思是寻求忘却。我认为，他这一举动也是造成他心理伤痕的重要肇因。因为这也是一种背叛，对先前他和师哥所说的“从一而终”的背叛。而在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里，三从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从一而终这个当初他认定必须遵守的信念被破坏了。如果说前面的种种伤害都是外加的，那么起码这一举动，却是他自己主动的。被动的伤害带给的侮辱终究有开脱的余地，但是自己主动去做的就完全不同。所以从这里开始，程蝶衣不但有妒忌，有恨，还有很深重的罪孽感。这一点可以从他在与袁四爷共舞时，似醉似醒地拿起宝剑差点饮刃的细节看出来。

下一个需要关注的情节点，到了文革。经过了清廷余孽的摧残、日本人的侵略、国民党伤兵的骚扰等等关卡，程蝶衣他们到底没能熬过文革。这也表明了导演对于文革的强烈批判。现在要关注的是，在文革中导致程蝶衣之死的原因。

程蝶衣小时收养的孤儿小四最终成破门而出，因为无法理解和接受程蝶衣使用的师承的体罚教育方式。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小四最终成了程蝶衣的梦魇。在文革中被出卖和批斗。在批斗大会上，段小楼最终屈服于强暴，也出来揭发蝶衣。下面是当时的对话，也是整个电影重要的提示点：

段：他是指管唱戏，不管台下坐的什么人。他是戏痴、戏迷、戏疯子！（红卫兵：避重就轻，不老实！段小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他，他就给日本侵略者唱堂会，他，他，他就当了汉奸！（红卫兵：打倒程蝶衣！）他给国民党的伤兵唱戏，给北京反动戏院的反动头子唱戏，给资本家唱，给地主老财唱，给太太小姐唱，给地痞流氓唱，给宪兵警察唱，他！给大戏霸袁世卿——唱！（红卫兵：说！还有呢？）

段：他抽大烟，他抽起大烟来没命，不知道抽光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红：说！打倒程蝶衣！

段：他……他为了讨好大戏霸袁世卿，他……他……你有没有？他给袁世卿……他当了……当了……他当了……

菊仙：小楼！（注：意为阻止）

段：你有没有？你当了……你当，你当，当……

红：打倒程蝶衣！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万岁！……

程：你们都骗我，都骗我。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颓垣。段……段小楼你，天良丧尽，狼心狗肺，空剩一张人皮了！自打你贴上这个女人，我就知道完了，什么都完了！当真是小人做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报应！……我早就不是东西了，可是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它能不亡吗，能不亡吗？报应！报应！

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第一项，是段小楼在揭发的时候讲到的最后一点：段小楼要揭发程蝶衣给袁四爷袁世卿当娈童一事。这项“罪行”涉及到个人名誉，是极为严重的指控。无怪乎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同受批斗的众京剧演员都惊讶地抬起头来，而段自己的话也是结结巴巴的。这项揭发有什么意义？第一，它使程蝶衣在内心彻底绝望，这从蝶衣后面的反应可以看出来；第二，可以看出，段小楼自己对程蝶衣的感情，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段小楼内心深处，竟然还是爱着程蝶衣的！在批斗开始，段小楼都指是说程蝶衣如何不管听戏的对象是谁都会唱戏，这确实是“避重就轻”，是护着他的，而到后面他揭发程蝶衣和袁四爷的暧昧关系，在相当意义上，则是出于妒忌，他觉得程蝶衣此举是对他的背叛。这一点如何证明呢？如果仅仅是莫须有的污蔑，段小楼是不敢看程蝶衣的，可是段在说这话的时候，却两次转过头来问：“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当……”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段的语气相当地痛苦，这种痛苦更多的原因不是源于他要伤害程蝶衣的内疚，而是他和程蝶衣之间爱恨纠葛。深藏心底几十年的爱与恨涌发出来，使他无法成声，所以才会一反刚才所说的像戏文那样为某某为某某唱戏的那种顺畅。现在回溯到前面所引用他们所说过的话，我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程蝶衣在怨恨段小楼在妓院胡来的时候，段小楼辩解说，那不过是救人解难，玩玩而已，当不得真。这样的话明显是在安慰蝶衣。可在程说要跟他唱一辈子戏（实际上确实相许一生），段小楼是这样说的：“在这人世上，在这凡人堆里，咱们可怎么活哟。”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拒绝，而是段小楼所在意的人言可畏。也可以说明，段小楼可能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在以往的评论中，往往忽视段小楼的感受，觉得相比程蝶衣来说他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依这样看来，段小楼的心思恐怕另有世界吧？

但是，程蝶衣所感受到的，却完全是绝望。他本来一直是沉默的，在接受批斗前，他还非常安静细心地给段小楼描眉。可是，当段小楼如此对他，他终于压抑不住了，愤然喊出：“我也要揭发！”

程蝶衣其实并没有揭发，而是发泄。由他的发泄，我们终于真实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你们都骗我”，“你们”指的是谁？骗的是什么？指段小楼骗他，段小楼在他心里应该是无比刚强，气壮山河的霸王，可现在呢，跪在地上苟延残喘，失魂落魄，甚至还揭发、检举、划清界限。段小楼的软弱与卑下是程蝶衣做梦也没想到的。多年以来所爱的楚霸王竟然是这样的，程蝶衣的心彻底绝望了。而你们又指包括小四在内的众人和他的戏迷们，原来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是多么真诚，多么善良，可是到现在却忙着背叛，忙着批斗，忙着把他往死里整。“打你贴上这个女人，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这句话也是对发泄对菊仙的仇恨，这种仇恨是情敌的仇恨，也源于对同是妓女的程的母亲将他遗弃的仇恨。“是咱们自个儿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程蝶衣的话，不如说是导演陈凯歌的话，陈是借程的口来说出我们心底的民族劣根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最根本原因。“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它能不亡吗？”这句话代表的含义指，楚霸王代表的是一种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种高贵的气质，这种气质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优雅；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屈的烈性，这种烈性构成了一种坚韧的民族精神脊梁。楚霸王的求饶，代表着这一切的轰然倒塌。

可以看出来，在程蝶衣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爱情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都不复存在了。所以，程蝶衣就注定了死亡的命运。至于为什么要等到文革过后才最终引刃呢？似乎是这样的，在外力压迫下，即使内心所坚持的东西都已消解，但是习惯的抵抗力是来自于生命最初的，所以还是能坚持下来，与逆境之反抗与斗争反而成为了暂时的精神寄托，所以当这种外在的压迫丧失的时候，自身的抵抗力也丧失，从而连着生命的勇气和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四 《霸王别姬》所遵循的思维内核：两分一统与天命

由于《霸王别姬》本身主题的复杂和历史背景的丰富深刻，所以无法避过前面连篇累牍的论述。下面就将开始把其中同性恋与异性恋纠葛的感情经线抽将出来讨论，一定程度上也是上面所叙的理论说明。

其实，严格来说，如果忽略程蝶衣的性别，那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两个女人为了争夺一个男人的战争，并不牵扯到同性恋上去，而实际上，我们在程蝶衣的语言行为上，也看不出有任何男性的特征，而我们反顾程蝶衣和菊仙争夺段小楼的情节，也和两女相争并无差异。对于这一点，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批评道：“《霸王别姬》有一种压抑和暴烈兼具的器质。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自一上场就用道白腔不断地重复着‘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一类的‘正名’工作。要么是当年的陈凯歌尚不懂得性别越界的理论，要么就是他服膺于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俗见，《霸王别姬》的‘畸恋’仍沿袭着易装／性别易位的古老游戏规则：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情是被异化的结果：他终日里穿戏装扮女角，久而久之便被‘异化’成‘女人’。”⑧崔子恩的评判是相当尖锐却见血的。显然，陈凯歌的“同性恋”概念仅仅还停留在认为它是对异性恋的模仿，虽然是凄美的，是值得我们同情与感叹的，但却仍然是一种变态。

这样，陈凯歌在导演时所凭借的思维方法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即严格的、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两分模式，而在这种两分模式中，又有着唯一标准和正义的一方，即使另一方在某些特征上显示出与其的一致，但是它作为另一方的身份和地位的本身就确定了它的非法。

这种两分的方法在东西方哲学上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它控制的思维和社会体系非常固定、确定和拒绝变更。

在中国古代的天地、阴阳的自然构成两分、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两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两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分等等。两分的观念是我们民族思维习惯的重要部分。而它的影响远远不仅仅局限在对自然和社会家庭伦理的定义上，也渗透到关于性的观念中。“性不应当被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它并不是某种远离正常人类行为只遵其自身逻辑的事物，相反，在任何给定的社会中，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刻，人们以进入所有其他事物的方式进入性，他们并不会多想什么，就从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行动的方向。” ⑨显然，在这里，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以两分的方式来进入性观念的定义的。

如果两分的方式只继续到这里的话，那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但是“人类的智慧”当然不会满足于此的，所以进一步地，在两分的关系中，又有一方被特别提出来，当作整个事物的范本，把它的特征当做整个事物的特征，把它的标准当成整个事物的标准。圣经就正是这样，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就是主导的霸权，相对于同性恋来说，异性恋就是主导的霸权。这样，我们就对陈凯歌在电影中的思维有了彻底清楚的认知：一，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天然两分和绝对对立；二，在关系上来说，同性恋不过是具有某些审美特征和价值的作为异性恋的一种绝对算不上本质的补充，异性恋才是人伦正道。所以，在他看来，程蝶衣作为同性恋的本身就注定了他失败和走向死亡的命运。这就构成了一个反讽：陈在批判文化革命的同时，也不自觉地用上了文革的思维：文化革命所坚持的也就是除了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江山一统，其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生存的权力，任何异议分子都必须接受改造或者被消灭。只是说，陈凯歌运用这种思维的领域不同，程度有异，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相类的。

但是，在于电影内人物的本身，这个命题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因为大家都在跟随着这一思维而行动。程蝶衣心里充满绝望，知道爱情不可能有结果；段小楼心里充满自欺和封闭，知道“凡人堆里风魔不成活”，关师傅认定人总逃不过天命。然后顺着这个“天命”一步步走向深渊。

五 程蝶衣之死的酷儿分析

上述的判断，都来源于酷儿理论。

酷儿理论作为社会学的性学理论，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占领了一个先锋的位置。它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背景下，于上世纪九○年代的西方产生的激进的性理论思潮。以前的研究一直坚持认为性属于自然或者社会规定的固定的具有本质区别特征的的一种事物，酷儿理论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看法，即，一，性不是自然决定的，是社会沉淀的；二，以异性恋为标准的模式对于自然法则的模仿是机械的缺乏科学的；三，异性恋—同性恋的划分不论在道德还是在学理上都是不成立的。（关于酷儿理论，我将在文献综述中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用酷儿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两分思维的统领下，导演和人物都自发地认定和坚持异性恋—同性恋对立的基本结构和异性恋为正统的基本观点，而正由于这种认识导致了悲剧的本身。在审美价值来看，悲剧当然是美的，而在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因为出于对这一“人”的方法（而不是“天”的方法）的坚持才构成了真正的悲剧。

总结上面的观点，我们现在可以对于程蝶衣的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童年的痛苦经历使程蝶衣被迫实现了从异性恋到同性恋的“扭曲”，这是第一；

二、以同性恋的身份来进行对异性恋的模仿，这种模仿因为仅仅模仿而最终是似是而非和非法的，也就是失败的；

三、排除同性恋的因素，作为虞姬本身已经注定的结局（戏剧）和现实坎坷经历的多重折磨是导致即使模仿成功也无法解脱自刎的必然命运的原因。

所以，以上的三个因素是导致程蝶衣之死的完全原因，而且必须提出的是，从酷儿的观点看来，这种两分一统的思维方法是贯穿其中的根源，如果这种思维方法必然是正确的，那么，程蝶衣悲剧也必然是不可逃脱的。

这样看来，程蝶衣悲剧不是因为所经历的事件和历史如何，而在于把他和整个群体——甚至包括导演在内的全部掌握在内的思考和行为的所谓“天理”和“准则”。

但是，从酷儿理论来看，这些所谓的准则——天定的准则，都是人为和虚构的，是似是而非的，而导致程蝶衣灭亡的必然命运都是假的。

第一、把异性恋与同性恋区分，划分为本质不同的标准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麦肯托什指出，同性恋者只是在现代社会才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麦肯托什指出，由于同性恋实践普遍存在，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所以某些被丑化的特殊个人的类型被制造出来，目的是使社会的其他部分保持纯洁。”⑩所以，同性恋本身的概念的提出、同性恋人群在社会人群的中的这种剥离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既然在道德上就存在问题，那么在学理上就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可能。而出于学科的严谨，学者们通过研究仍然指出，以异性恋为标准来遵循某种自然的意旨，或者说对自然的准则进行模仿，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不成立的，是对于自然准则的机械模仿。只是因为这种模仿已经形成习惯，成为了大家公认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所以被确定为默认的并且是唯一合法的方式。特别是因为政治和宗教的统一需要，这种默认的方式被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高度上被强化。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同性恋作为非法的和异常的行为方式和群体就被剥离出来。这样，在这个残酷割裂的事件下的程蝶衣就必然地受到了一种违心的扭曲和人格割裂。在情节的最初，他就是通过遭受三重的折磨，然后才彻底地从内心从“男儿郎”向“女娇娥”转变。诚然，导演对于这一转变的残酷是深切认识和认真呈现的（虽然在认识的方面有所偏差），所以在文革的那个场景中，程蝶衣悲愤的说：“我早不是东西了。”显然，从男儿郎向女娇娥的痛苦的被迫转变，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

第二、同性恋对于异性恋模仿的必然失败。如果用最直观的方式，可以用这样简单的式子来表示，如果男性用字母A来代表，女性用字母B来代表，那么男女间的爱情和婚姻就是A—B，而男同性恋的则是A—A。但是问题在于，话语权力被异性恋和支撑它的整个社会体系所垄断，所以，男同性恋的A—A结构被迫异化为A—B结构。改变在于，男性中一方在诸多方面向女性靠拢，以达到A—B的“稳定”和“合法”的构成。这种异化至少存在两重错误，一，以A的本质和身份向B靠拢本身是对于A的背离，以男性的身份、特征向女性改变，要剥离很多男性之所以定义为男性的不可缺少的特征。这一点是同性恋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因为公众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是男性为什么非得弄得像女性一样，这明显是一种病态的变态。这种变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话语中不存在能为公众认同的A—A格式，这种异化为A—B格式的A—A格式已经偏离了其应有的面目。不过，在电影中，这个因素被极好的弱化了，京剧中的男性女性化是一种固有传统，能为公众所接受，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这种方式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此外，张国荣本人的精湛造诣也将这种矛盾很好地调和了。二，以异化的模式来模仿，这个初始点的失误必然导致模仿的最终失败。A—B格式有其固有的准则和特征，特别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A—A格式的异化迎合带有很多原格式所不能摆脱的特性，并且A个体和B个体本身就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样导致的就是模仿的失败。这种模仿的失败可以用一个很经典的成语来形容：邯郸学步。和邯郸学步一样的结局就是，到不了想到的地步，回不到当初的地方，内心绝望，外受非议。程蝶衣就正是这样，他努力想把他和师兄的爱情营造为一种安静平和、封闭、从一而终的传统爱情，但自从菊仙的介入，这个梦想就马上幻灭了，即使菊仙的出身再不好，她总是个女人。再脆弱的男女爱情也比再深情的男男爱情可靠和合法。所以，程蝶衣说：“自打你贴上这女人，我就知道完了，什么都完了！”

第三、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单纯考察戏剧情节，楚霸王和虞姬的爱情最终是必然失败的，就像戏园老板那爷说的：“虞姬他怎么演……也得有一死不是？”那也表明，即使经过了前面两道关卡的折磨，程蝶衣即使走到底，他再怎么演，也得一死。不过在我看来，与其把它看成一个关键的情节点，不如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暗示和象征。这种象征和暗示是与段小楼、程蝶衣及菊仙的三角爱情纠葛相关的，尤其是在程蝶衣那里，把他和段小楼的爱情当做虞姬和楚霸王的爱情：多舛、百转千回、从一而终，最后慨然赴死。这样的结局让程蝶衣充满绝望，但是他又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是“不可更改”的“天命”。可惜，他猜到了开始，没猜到结局。段小楼毕竟不是楚霸王。深层的东西在于，程蝶衣和段小楼都把他们之间的感情认成他们在舞台上的虞楚爱情，注定失败。不同在于，程蝶衣到后来才醒，而段小楼则是一开始就没糊涂。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悲剧：程蝶衣认了命，而这个命是不能认的，却又是不能不认的。

程蝶衣从最开始到最后，不论生活遭遇，仅仅是在感情中就经历了这样三番两次的折腾，到最后必然是撑不住的。只不过，在导演看来，这是由他作为同性恋本身的身份所注定的，而在酷儿看来，这样的悲剧原因并不在此，而正在于他们——导演和人物心里认定同性恋不得好死。本来是人可以决定和改变的，他们放弃了，认为天命不可触犯，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滑向深渊。而在这种被扭曲和沉痛的心态下，他们又做出了许多不可挽回的事情，就更加速了悲剧的进程。

所以，程蝶衣是必死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心里清楚”导致了他的死。但是，他为此苦苦挣扎，一直后到生命的最后。这种勇气和高贵，使他在全剧中卓然独立，确实是无愧于袁四爷的赠匾：风华绝代。

六 附：结局与未结局

电影的最后，又回到了开始的镜头，他们俩多年后重新出现在剧院的舞台上，回想着当初的样子，吆喝上两嗓子，可惜段小楼没喊上去，毕竟老了。这时候他又开始念《思凡》里的台词：“小尼姑年方二八，正值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程蝶衣接口说：“又不是女娇娥……”“错了，又错了。”小楼马上笑着打断说。蝶衣若有所悟。接着他们又开始试着合演《霸王别姬》，蝶衣顺着情节，抽出小楼身上真正的宝剑……“砰”地一声，只见小楼转过身来，瞪圆了眼睛厉声喊道：“蝶衣！”停了片刻，他又轻声呼唤着：“小豆子，小豆子……”电影落幕，《当爱已成往事》的旋律应声而起。

程蝶衣在艺术道路上和情感道路上奋斗一生，纠缠一生，痴迷一生，到最后终于用生命来应了虞姬的结局。他的死，是绝地的反抗，还是最终的绝望与屈服？他心里的想法我已经无从揣测。然而对于这个人物，他的神采、气质、技艺却令人惊叹无已，他的人生、命运、爱情与挣扎也让人感慨万分。

个人再高贵、再勇敢无畏、再破釜沉舟奋起抗争，也离不了他所处的历史和时代，因为历史时代不仅仅定义他所处的环境，更定义了作为其内部的仅是个体的他本身。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程蝶衣的悲剧命运都是无法避免的。他的死，是处于他那个时代同性恋者的众多悲剧结局的一个部分，一个激烈却典型的代表。

只是说，这部电影的摄制是在九十年代初，在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导演的当家人物在认识上面还仍然停留在很久远的观念中，是让人感到无法满意的。这或许也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越接近现代，我们的视野必将越宽广，思维进化的加速度也应该会上升。这样来看，陈凯歌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程蝶衣的故事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中国和世界的占总人口到5%，也就是中国在5000万以上，世界在3亿以上的同性恋者的将来还远没有结局。在西欧等开放的国家，已经有近十个国家开始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而在中国等一些国家，这似乎还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和遥远的神话。

李碧华的原本小说或电影剧本。电影与李的小说在细节上颇有改动。